【导语】

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火了，连日来，关于他的支持、反对之声不绝于耳，今天他还接受了《新京报》专访，继续为自己和自己的理想辩白。一切都因为几天前那次性科学演讲中出现的，一名女子，一记掌掴、和一泡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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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辉，男，195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，祖籍湖南。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和硕士生导师，中国大陆著名性学家，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，研究方向为人类性学。

近些年性学在中国成了一门“显学”，研究性学的人也成了媒体上的“明星”，因为他们在探究中国人的隐秘问题，而这也使得他们自己成了谈论和攻击的对象。其实，从民国开始，中国几代性学家都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瘪。那么今天“性”到底应不应该摆在公开场合来讨论？

●先搞清一个概念：什么是“性学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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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学，现代性学是一门跨学科领域，它使用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方式，包括生物学、医学、心理学、统计学、流行病学、社会学以及有时候会使用犯罪学来研究性学的议题。

直至今天，一部分中国人仍然会谈性色变，与“性”有关的东西，恨不得统统扫进垃圾堆。因此，出现向性学专家彭晓辉“泼秽物”这样的事情，并不奇怪。事实上，不只是彭晓辉，其他中国性学专家，比如李银河、潘绥铭也都曾遭遇过各种各样的“抗议”。

 

性学教授演讲遭泼粪

对“性”的一切抵制，也就造成了这部分人对“性学”的抵制。其实，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，性学，又称性科学，是关于人类的性表象的系统研究；性学研究人类的性成长、性关系的发展、性行为的机制以及性功能障碍等；性学是一种描述性的学问，而非指示性的学问——性学是去试图纪录事实，而非去指点出什么行为是合适或道德的。

如果说这样的学术定义颇为枯燥，那么彭晓辉教授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对性学的解释就更为通俗：“其实性科学概论，就是讲人性的问题，讲性的自然科学知识、性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，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好涉性的人际关系。当然，我的课堂不是讲狭义的性，也不仅仅讲生理卫生常识，性学的外延是很宽的，也包括男权女权、同性恋等……”

可是，这样一门科学，在中国发展传播的路上布满荆棘。

●民国性学先师张竞生差点被口水“淹死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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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竞生（1888年－1970年），原名张江流、张公室，广东饶平人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，是哲学家、美学家、性学家、文学家和教育家。

张竞生，这位126年前出生的广东人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，他曾红极一时，虽然他的轰动效应更多是在众人唾骂中形成的。

1920年，旅法8年，取得博士学位的张竞生归国出任广东省金山中学校长，他力主招收女生，给中学生上体育课，其间女生溺水，男老师嘴对嘴对其进行过人工呼吸，在类似一系列有背“常伦”的事件后，张竞生终于在广东呆不下去了。

1921年，张竞生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，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。1923年的寒假，一则性史调查的征文启事刊登在《京报副刊》，张竞生编纂《性史》的工作由此开始，这也是民国时期的第一次性史调查。

1926年6月，《性史》出版，这本不足150页的小书收集了7人的作品，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有了“第三种水”之说，第一次有了如何避孕的篇章。

书中的这些“明目张胆”的话语如惊天之石，击起千重波澜。同年8月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区域性封杀——从南开到天津市全面查禁《性史》。同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挺身而出说查禁《性史》毫无必要，并指责张伯苓本人在“性教育方面实在也没有什么建树”。

现实令人无奈，《性史》的出版，使得张竞生暴得“性博士、大淫虫”这类臭名昭著的大名，使其付出了声名扫地的代价。1926年，张竞生南下上海，在开明书店做总编，后来与人在四马路合开了一间“美的书店”。

张竞生在美的书店期间，出版了他的《第三种水》，他认为在性爱中，女性高潮时能分泌一种类似射精的体液。性爱高潮不仅是男性的专享，应该让女性也得到性享乐的权利。而同时在第三种水出现时受孕，才能达到优生的效果。在过了将近20年的1944年，德国的产科大夫格拉芬柏格证实了G点的存在，现代医学也承认了“爱液”之说。

《性史》使张竞生声名扫地，待到《第三种水》的出版，就更加“证明”了社会主流意识的判断，张竞生确实“无耻和堕落”。1929年，他去杭州讲学，还曾被以“性宣传”罪拘留。

在88年之后，2014年2月1日，张竞生的作品《性史》改名《性史1926》由中国大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次出版。

●1949至1977：要作战，不要做爱

1949年之后，中国性学曾经迎来过一个极其短暂的春天，虽然这个春天也只跟性教育有关。

1954年，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，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。一年后，由王文彬、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《性的知识》出版，这是1949年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。但1957年以后，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，尽管《性的知识》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，但只能偷偷摸摸地看。一旦被发现，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。

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报道，1963年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。周总理指示：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，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，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。随后，中学的《生理卫生》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。

但3年之后，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。“性-错-罪”几乎三位一体；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，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。男女差异被抹去，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：“你为什么爱我？”“因为你思想好，爱劳动。”

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，美国的年轻人高喊着“要做爱，不要作战”；而中国的年轻人，带着满腔荷尔蒙，“到广阔的天地去”。在性学家潘绥铭的记忆中，“上山下乡”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、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。在乡下，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，目瞪口呆，在农民的日常语言中，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。

潘绥铭甚至在他的著作《性之变——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》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，因为“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。父母也无奈，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“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冥思苦想之后，岳父来找女婿说：“是的，你说得对，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但是，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。”于是，性遂成。

●20世纪80年代：春风解冻，艰难前行

告别了之前30年，80年代最初那几年，每一次身体化的凸显，都能引来轩然大波。

1979年，《大众电影》用法国影片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，引起轩然大波，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：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。次年的《庐山恋》，让人们知道了该如何接吻。而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，也冲击着人们的视线，引发了价值观的震荡。

1985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，作家张贤亮的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出版，第一次大胆地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性，启蒙了一大拨年轻人。同年，从西方引进的“性学”书籍和文章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。阮芳斌主编的《性知识手册》出版，是当时的破禁之作。

一些性学专家也开始走上前台。1985年7月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在上海首次向社会公开举办“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”系列讲座，每周一讲，共十讲。

广州性文化节回顾

可就像前文所说，这条道路布满荆棘。据《南方周末》的报道，1986年，刘达临在哈尔滨讲课，当时效果非常好，后来他就获悉主办讲座的负责人不久就被降职使用了，据说和办这个性教育讲习班上级对他的看法有关。

接下来挫折降到了他自己的身上。第一次是1987年初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已印好的4万册《性社会学》被封了。原因是这本书没出来就成了个大热门，一下子征订了几十万册，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看大样的兴趣，这一看就没戏了。

于是，这种纠葛在接下来的30年都在持续着。潘绥铭说：“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，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。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，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。从五四开始，就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。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教学生，而是害怕学生发生性行为，自己要负责，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讲。”

●如今，连性学专家也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

过去的30年里，中国人一直在热烈的讨论：“是否应该公开的谈论性”、“是否要对小孩子进行性教育”。然而，在讨论的这30年里，这两个问题最多只有微小的进步，但是新一代中国人的性观念、性生活却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2013世界避孕日中国调研报告显示，37%的年轻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19岁以前，64%的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。而同时，15岁至19岁有性经历的年轻人中，逾七成曾有过无防护的性行为。

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和2006年对中国人的“性”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，以多性伴为例，在中国20-61岁的总人口中，多性伴的情况从2000年的16.8％；增加到2006年的25.3％；年平均增长率＝7.0％；在婚姻（同居）持续期间有另外的性伴侣从2000年的11％上升到2006年的15％。

2012年中国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人工流产的人次多达1300万，65%为20-29岁未婚女性，其中大学生是人流高发人群，反复人流者达50%。

除了旧话题近30年还不断地出现新热点，比如这几年越来越登堂入室的同性恋等等。

中原性文化节内衣秀

几年前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生物教师张超，主动给高二年级的男生开性健康讲座，讲座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火了一把，张超本人成为新闻人物，他的课堂笔记甚至被人整理成了一份“超哥语录”。比如――“人的第一需求是性，第二需求是吃，第三需求是朋友，第四需求才是学习”、“从动物性角度来说，你要跟媳妇说不要孩子，你不是男人”、“第一个伤害是禁欲，第二个伤害是纵欲”、“在座的谁没意淫过？谁也别吹牛”……

张超自己也认为这个讲座对有的学生来说还是讲晚了。但放眼全国，这样的学校和教师仍然少之又少，否则也不会轻易上新闻。

与中国人性生活的剧烈转型相比，中国的性学研究却显得冷淡得多，彭晓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性作为一门学科，人类性学研究方向只有我这里有。性社会学研究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，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。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学研究方向。”而潘绥铭教授前不久还被处分退休。而这几位也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西方的性学理念走上这条路的，30年过去了，他们仍在竭力的呼吁推进性教育。

可就是这样的学者，还在讲台上迎来了“一泡屎”。